1949年春天，为支援全国建设，大批晋绥军区的干部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抛家舍业，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参加了接管、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广大南方建设的任务。
为解决随军南下学龄儿童上学问题，1949年8月，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决定在临汾成立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凡随军南下团级以上干部子女，均可入学。不久后，位于离石大武镇的贺龙中学附属干部子弟学校部分老师和学生并入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一起准备南下。
1949年6月16日，学校组织了8辆大车和骡马驮子，把老师和孩子们从大武镇送到临汾东街，由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申国藩校长和指导员李化芝接收了他们。
全校师生员工近120人，最小的学生六七岁。为了让孩子们穿暖、吃饱、不出事、上好学，学校安排人到天津为孩子们采购衣物和糖果。为了让南下的干部们放心，留守处又调配了十多个保育员，平均一个保育员照顾十来个孩子。南下干部团大部队出发后，留守的学校就搬入临汾煤炭巷原晋绥军区政治部空出的大院办学。
1950年5月12日，留守处全体人员由政委乔钟灵带领，在部队护送下从临汾出发南下。当时的南同蒲路还是窄轨，而且被战火破坏严重，只能一边走一边修。队伍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大家不分老幼，不分男女，在没有座位和照明的拉煤闷罐车里席地而坐，每节车厢都塞得满满的。一路走走停停，到达陕西宝鸡后，铁路已经没有了,接下来的路程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留守处全体人员不得不停留在宝鸡，等待筹集去成都的交通工具。经多方努力，终于筹到几辆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军用卡车。几天后，这支特殊队伍再次出发。进入秦岭山区后，车队沿途不但要整修被破坏的公路，还要防备小股土匪、国民党溃散部队、地方反动武装的偷袭。因为经常需要停下来疏散隐蔽，待敌情消除后再继续前行，所以车队前进速度很慢，有时一天只能行进几十里，经过7天7夜，才从宝鸡到达成都。
据当时一同南下的刘惠民老师回忆：“队伍不能扰民，夜间只能住宿在学校教室或庙宇里，有时还住在街边上。带着孩子连日坐车颠簸，一路的劳累和紧张非同一般。”
随着南下队伍相继到达成都，南下干部们很快投入各项工作。当时成都刚解放，国民党特务活动还很猖獗，工作难度之大显而易见。南下干部们都忙于接管工作，根本无暇顾及孩子，有关部门于是决定，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实行住读制，到上中学年龄的孩子入城就近读书，不再建子弟中学。
晋绥南下干部子弟小学校名改为川西育才小学，使用教育家陶行知在四川创办的育才学校之名，意为这所学校要为革命事业培育人才。为加强学校领导，任命太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林若为保育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学校专门挑选了一批政治上可靠、业务较强的教师到校任教，还配备了医务室工作人员和一批保育员。
南下干部子女的到来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不久，学校发生了特务袭击执勤战士事件，特务被当场击毙；1950年8月，学校迁到位于江汉路原荫唐中学的校址后，又抓获一个企图半夜放火的特务；特务骚扰学校、打冷枪等破坏行为不时发生，学校于是加强了警戒，安排教职工值班，并组织高年级学生参加夜间巡逻。
1957年，川西育才小学更名为江汉路小学并停止住读制招生，育才小学的光荣使命就此结束。从育才小学毕业的学生们，后来在各条战线上为祖国建设作出了贡献。
网站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