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伟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敌人武力和文化的双重侵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八路军与各抗日武装开展对敌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在各地迅速组成一支支以政治宣传、文化动员、艺术演出和新闻出版为重心的文化队伍，宣传抗日主张，揭发日本侵略者的罪恶。
1939年5月4日，晋东南文化教育界统一战线组织——晋东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国总会（以下简称文救总会）成立；7月，文救总会从沁县迁移到武乡县下北漳村。下北漳村遂成为党的文化教育领导机构驻地，也成为一大批文学艺术精英的聚集地。
1940年1月1日，晋东南鲁迅艺术学校在武乡下北漳成立，校长为李伯钊，下设三个文艺团体，分别是鲁艺实验剧团、鲁艺文化工作团、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此前后，徐懋庸、苗培时、刘白羽等大批著名文化艺术界人士先后来到太行根据地，来到下北漳村，投身到根据地的抗战文化运动中。
1939年至1941年，下北漳村成为太行抗战前沿的文化中心。在文救总会的领导和推动下，晋东南各级文化领导机构相继建立，一个遍及晋冀豫边区的抗战文化网基本形成，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任务的文化教育统一战线。
在文艺队伍方面，地方各级和部队各单位纷纷组织剧团、文工团和抗战宣传队，仅以演出话剧为主的剧团就达26个。这些抗日文艺团体积极开展敌后抗日宣传活动，成为抗战宣传动员的一支支坚强力量。
在太行根据地群众文化教育培训方面，农村有组织的群众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各村墙上到处张贴刷写大字标语，宣传团结抗日；村村办有多幅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村村有义务教员，组织识字班，且每逢三、六、九日要给青年上文化课，壮年和老年逢五排十黑夜上民校，义务教员给大家讲报纸上的胜利消息和反迷信等科学知识。群众文化教育培训工作的落实，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抗日工作。
1940年，朱德总司令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讲话中，号召包括美术在内的广大文艺干部，必须加强艺术的战斗性，给敌人以有力的反击：“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创造光辉灿烂的新民主主义的艺术，也要靠你们。”
文救总会积极响应朱总司令的号召，先后在太南、太北、太岳、冀西成立办事处，各县设文救会，村建文救小组，还编印出版了多种油印刊物和大量救亡剧本、街头诗选、冬学课本、反“扫荡”报告丛刊等书刊。同时，指导组织并先后成立晋东南文协、剧协、音协、美协和木刻协会、太行诗歌社等专业文化团体，并吸收它们加入文救总会组织，更加壮大了文救总会的实力和声势。其间，文救总会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形式热烈，内容扎实，影响很大。与此同时，文救总会大力倡导上演新戏、扭秧歌，编排的新戏《打蟠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幽默风趣，感人至深，产生了积极影响。刻印木刻画和漫画活动也蓬勃开展起来，如印制的一边是八路军、一边是民兵的《新门神》得到老百姓认可，数次加印到一万余份仍供不应求。
文救总会不仅活跃于人民群众中，而且积极开展对敌宣传。1941年8月，129师下达了“关于开展敌伪工作，粉碎抓丁”的指示。同年底，晋冀豫边区党委和冀南军区作出关于“各项成立对敌工作站”的决定，此后，部队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刻宣传版画、张贴宣传标语，对敌喊话“你们的父母妻儿等着你们回家，你们把命丢在这异国他乡不值得”“天皇在家享福，你们在外替他卖命”“八路军优待俘虏”等，动摇敌人军心，瓦解敌人士气。
1941年1月，文救总会更名为晋东南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晋东南文联；9月，改称为晋冀豫文联。1942年9月，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后，文联便正式冠以“太行文联”的称谓，并一直延续到1949年。
文救总会在太行山上党地区这块英雄的土地上共延续发展了长达11年时间。其间，大小战役频繁发生，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文化战线的重要组织仍坚持创办、出版、发行了12种文艺刊物，准确贯彻上级党委和抗日政府的大政方针，紧密地配合八路军的武装行动，宣扬抗日救国和科学民主的进步思想，启迪教育民众，普及文化知识，引领时代文化和创作导向。文救总会不仅在当时肩负宣传抗日救亡的重任，还积累了大量的宣传思想及文化建设经验。1942年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议前夕，李伯钊等大批文艺界代表提前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同志了解到根据地文艺活动与当地民俗和文艺紧密结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得如火如荼时，非常高兴，勉励大家再接再厉，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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